很多人把“地瓜经济”理解为浙商回归,作者觉得这有点狭隘,也不太符合现实。我们团队最近对全省711家大型浙商企业以及它在省外投资的近8000家子公司做了研究,在这里分享几点想法。
第一,“地瓜经济”的动因不再是生存导向,而是发展导向。我们过去经常讲浙商的“四千精神”,其实就是有些悲壮意味的,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,浙江省内市场不够大、要素较为紧张,企业要想活下去,只能把藤蔓往另外的地方去延伸,这就形成了早期的“地瓜经济”。此阶段浙商的对外投资基本是遵循成本和效率导向的,所以对中西部省份的投资占比一直在增大,2000年只有27%,到2017年就超过了48%。但2018年是个分界线,由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,浙商开始加大了对东部的投资,而对中西部的投资比重有所回落,也有很多浙商重新再回到了本土发展。疫情这几年,浙商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占比始终稳定在30%以上,特别是对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等一些发达城市的投资超过了20%,映射出“地瓜经济”的这种偏好变化,就是从过去主要关注低成本要素的可得性,转到更加关注对创新生态和产业链的配套上来。因此,要实现“地瓜经济”提能升级,其重点是当地产业环境的营造。
第二,引进来重要,走出去也很重要。很多地方担心浙商走出去,会带走产业和税收,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,因此总是强调“引进来”,阻拦“走出去”,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县、不同镇街都对企业的正常迁徙互设“路障”。殊不知,根深和叶茂是相互助益的。过去40多年,我省绝大多数企业,都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,比如华立、正泰、传化等等,都是通过“走出去”实现了省内、省外和企业三方的共赢。另外,把有些中低端环节转移出去,也能够为省内产业升级创造更大空间。我们对浙江向外转移的991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做了个简单测算,结果显示,虽然企业的腾退一时损失了274亿元增加值,但腾出的土地空间,按照亩均产出来计算,可以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创造增加值527亿元,也就是说,“腾笼换鸟”撬动杠杆接近2倍,留在浙江部分的价值反而更高了,总体利大于弊。
第三,“地瓜经济”为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新的思路。供应链的近邻布局是当前全球化转向的一个新特点。这两年很多浙商都到越南、到印尼,甚至到墨西哥、美国本土去设厂,一方面当然是成本的考虑,另一方面是供应链安全逐渐重要。像一些国家就提出,你的产品要卖给我,主机厂必须要贴近目标消费市场。所以,未来我们的“地瓜经济”,不可避免还会面临更多的藤蔓向外延伸的情况,只能顺应不能违背。另外,更要注意到,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,中西之间的技术脱钩已经难以避免,仅靠一家公司、一个省份,是很难突破技术封锁的,必须要协同、要开放。浙商闯劲足,上海和江苏智力资源密集,广东开放度高,有些企业,比如说吉利、海康、阿里等等,除了以浙江为大本营外,还在上海设立设计中心,在广州设立营销中心,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,在香港设立结算中心,这种架构有点“去中心化”的味道,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,也会更安全,这也是新环境下“地瓜经济”的新调适。
今天我们再讲“地瓜经济”,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,企业的经营理念,甚至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像很多新兴企业,“根”和“藤”表面看似断未断,有形资产很少,总部就一个办公室,通过VIE结构(可变利益实体)和数字化工具,就可以掌控全球生产网络,实现巨额资金高效调拨。因此,浙商走出去也好,引进来也好,并不是简单的“搬家”,而是分工调整,本在开放,核在创新。“根”和“藤”的关系也不能简单的用行政区划上的面积、产值、税收等去衡量,关键要看控制力有没有在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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